指纹识别是最传统的侦查技术，其准确性至今仍然不可动摇，指纹具有很大的持久性，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指纹在物体表面可以完整地保留几十年。
14～16世纪，新兴资产阶级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席卷整个欧洲，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意大利，诞生了3位被称之为文艺复兴运动人杰的伟大艺术家，其中一位就是列奥那多·达·芬奇。
达·芬奇一生作过许多名画，绝代佳作《蒙娜丽莎》举世闻名。该画现珍藏在著名的法国国家艺术博物馆——卢浮宫内，是该馆的三件镇馆之宝之一，被称为卢浮宫的“第一夫人”。《蒙娜丽莎》这幅肖像画作于1503～1506年，模特儿是意大利佛罗伦萨侯爵乔尔德的妻子蒙娜丽莎。达·芬奇给她画像时，蒙娜丽莎刚失去爱女，一直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画家为了争取最佳的艺术效果，千方百计地愉悦她的心情。在作画时，专门请了乐队在旁弹琴歌唱。滑稽演员不断地作逗人发笑的表演，功夫不负有心人，达·芬奇的深情的努力终于引出这位美人发自内心的一刹那微笑，画家敏锐地捕捉到了，并把它真实地再现到了画面上。
《蒙娜丽莎》是达·芬奇的倾心之作，前后花了3年时间，有人说此画是达·芬奇对蒙娜丽莎一往情深的写照，此言不为过。这幅画一直陪伴着达·芬奇周游世界，形影不离，最后到了艺术之都法国的巴黎，伴随到达·芬奇逝世。从此《蒙娜丽莎》再没回过意大利故乡而侨居卢浮宫，永远当上了“驻外使节”。
这段罗曼史与画一样闻名，但鲜为人知的是，《蒙娜丽莎》与指纹学的兴起还有一段传奇经历。
1911年8月21日晚，《蒙娜丽莎》已安详地在巴黎宫殿中侨居了近400年，一个职业窃贼潜入宫中，从展览馆的镜框上把她割了下来，打破了她平静而又高贵的生活。《蒙娜丽莎》的被盗震惊了法国，视艺术为生命的法国人沉浸在悲痛之中。据报道，当时有数万人为此精神失常。法国警方紧急行动，立即封锁了全部边界，检查所有进出境人员的物品，千方百计阻止此画转移出境，可以说是大动干戈。
不久，法国警方即发现一个长期游荡于欧洲大陆的盗窃、走私老手，名叫佩鲁吉亚的人有重大嫌疑。此人在1908年曾被巴黎警察局法办过，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在案发前几天，佩鲁吉亚正在巴黎，案发后他神秘地消失了。虽然嫌疑随着调查越来越突出，但巴黎警方却一时无法寻找到他作案的证据。
如果这个案件当时发生在英国伦敦、德国柏林、慕尼黑或德累斯顿，其侦破过程就可能变得十分简单了。因为佩鲁吉亚在作案时虽然神不知、鬼不觉，但为了躲过戒备森严的保安系统，不得已将画从画框中割下，然后藏在衣服内混出了馆外。在作案时，他的指纹“慷慨”地留在了画框上，被警方发现并完整提取。
此时指纹技术刚刚从中国传到西方，在当时还是一项极其新鲜、极其前卫的技术，广大公众包括绝大多数警察以及几乎所有的作案者都不甚了解指纹技术。但在英国的伦敦、德国的柏林警察局已先行一步，吸取古老中国的手指上的科学，于十年前就开始建立犯罪人员指纹档案库。因此只要在指纹档案库中按图索骥找出佩鲁吉亚的指纹卡片，即可轻易认定其作案，将其逮捕，然后再突击搜查赃物存放的可疑地点，找到失窃的《蒙娜丽莎》，重新请回卢浮宫。可此时法国却办不到，巴黎警方虽曾法办过这个臭名昭著的窃贼，但只有他的人体测量资料，没有他的指纹资料，一筹莫展的法国警察只得请欧洲各国同行支持。
针对巴黎警方在侦破此案中暴露出来的陈旧观念和落后技术，新闻界给予了猛烈的抨击，从而使已历经近20年的个人识别究竟采用哪种方法的争论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巴黎警察之所以在侦查《蒙娜丽莎》案中受挫，其根源是先进的、科学的指纹鉴定法在法国受到人体测量学权威、高级警官伯蒂朗的顽固阻击。伯蒂朗依照体质人类学的理论发明了用于个人识别的人体测量法，他提出人的骨骼系统从20岁起一直到死亡是不会变化的，各部位骨骼的差异可供一个个体与其他人体相比较，达到个体识别的目的。人体测量法规定采集人体头部、躯干、肢体三大部位的11种数据作比对之用。人体测量法较之用火烙人体作记号的野蛮的识别方法有了极大的进步，被冠以“伯蒂朗式罪犯人体测量法”。1885年起开始在欧洲和美国警界推广使用，专门用于识别罪犯，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使用中发现，该方法致命的弱点——因人体生长变化较大和测量标准难以掌握而造成较高的误差，不能做到个体识别的唯一性，各国警界高层领导、学者开始接受更为科学的指纹鉴定法。但固执的伯蒂朗为“捍卫”自己的理论，运用其影响，一再阻止指纹学在法国应用。甚至下令取消作为人体测量法补充要加捺的两枚指纹，包括佩鲁吉亚的指纹档案统统被塞进了碎纸机中，因而造成侦查《蒙娜丽莎》被盗案时，无法利用现场指纹对犯罪嫌疑人作出认定。
其实，在法国的侦破史上，利用指纹成功破案的第一人便是伯蒂朗本人。
1902年10月17日，巴黎福布尔-圣奥诺雷大街157号牙医诊所发生谋杀案，45岁勤勤恳恳的保安约瑟夫·雷贝尔被勒死在诊所的地板上，凶手在杀人后劫走1650法郎和其他一些小物品。侦查部门在拘捕了死者的两个朋友，搞清了嫌疑后再无其他线索。
当时任巴黎警察局罪犯档案侦缉处负责人的伯蒂朗参与了该案的现场勘查。伯蒂朗在现场打碎的玻璃橱上取到了4枚清晰的指印。10月24日，伯蒂朗向预审法官递交了鉴定报告，报告称：“杀害雷贝尔的凶手是26岁的送货员亨利–菜昂，谢弗，此人几个月前因盗窃罪而留有人犯档案，他的指纹与案发现场的指纹惊人地吻合。
谢弗很快被逮捕，他坦白了自己罪行，最后被判处终身苦役。
当时，这起案例在法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报纸铺天盖地地予以报道，并称赞指纹是“唯一不会弄错也不会说谎的揭发者”。这一成功案例可以说是在法国境内利用指纹破案的第一例。
尽管因侦破约瑟夫，雷贝尔被杀害案而使伯蒂朗获得了极高的赞誉，但由于指纹技术并非他的发明，以后的十多年中，伯蒂朗仍百般阻止指纹技术在法国的普及。德国指纹学家海因德尔多次与伯蒂朗讨论指纹技术，苦口婆心地试图说服这位邻国德高望重的同行，但伯蒂朗始终坚持己见。
落后与进步的对抗在很多事情上就是这么直接和简单。《蒙娜·丽莎》一案最终在欧洲同行的协助下，将佩鲁吉亚捕获。佩鲁吉亚对警察所提出的指纹证明完全不知就里，他不明白警察怎么会像发现雪地里的脚印一样，发现木框上看不见的指纹，迫不得已交代了藏画地点。
1913年1月26日，警方在法国边境小镇第莫特一农民家中床底下的麻袋中，小心翼翼地地将《蒙娜·丽莎》取出，这幅世界珍品终于得以重见天日。全法国闻之立刻欢欣鼓舞，为庆祝国宝回归，全国大小商店的商品为此一律半价销售三天。
之后，一直不满意伯蒂朗遏制指纹学在法国传播应用做法的巴黎警察总监科龙，终于在侦破该案之后，利用该案的重大影响，趁势宣布法国必须要以科学的指纹鉴定法来取代人体测量法，并高瞻远瞩地提出建议，为了更加有效地打击国际流窜犯罪，跨国追捕在逃人员时应有一套简便而行之有效的办法，建议召开一次国际警察首脑会议，对指纹鉴定方法作出一个统一的规定。
这一建议直到伯蒂朗逝世后的1914年4月14日，在摩洛哥卡罗城实现了。法、德、日、奥等14个国家的警察首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将指纹鉴定法作为国际通行的识别人身的科学方法》的提案，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这次会议后，科学的指纹学奠定了在世界各国法律中的特殊地位，指纹鉴定成为最重要的诉讼证据。
现代指纹学的奠基人之一，英国的福尔茨在1880年所期望的“指纹学将在全世界警察工作中引起一场革命”的时代终于到来了，指纹被公认为物证之首，与会的警察首脑们对自己作出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感到欣慰，也从心底里感谢《蒙娜丽莎》所作出的贡献，达·芬奇如在天有知，也会微笑的。
为了保卫“第一夫人”的尊严与安全，从此卢浮宫特别加强了保安措施，将《蒙娜丽莎》放在了防弹玻璃罩内，并由专人警卫，将来一定是平安无事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欧洲大陆到处生机勃勃，百业兴旺。工业革命标志之一的铁路四通八达，给坐惯了马车的欧洲各民族带来了便捷舒适的交通服务，但令人头痛的各种社会治安问题也凸现了出来。世界著名指纹史学家、德国的罗勃特·海因德尔博士在1912年出版的《指纹鉴定》一书中记录下了当时警察遇到的困难：
很清楚，由于最近十年来旅游的不正常的勃兴，使得缉拿在逃人员更加困难。过去老的时代，强盗与凶手在作案后干脆逃入森林。今天不同了，现代的罪犯在撬金柜之前就预定了卧铺位，并且背熟了通往济隆旅行的行车时刻表。他在伦敦买了作案工具，在柏林偷窃贵重物品，卖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并愉快地消失于法国巴黎美丽的夜景中。
所有现代交通工具都供他心安理得地应用，而警察只能被局限地使用。他跳上了下一班客车，旅行到外国作客去了，而追捕者面前却有界碑。警察机关执行当时的制度，遇到这种情况必须通过外交途径处理。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大多数的欧洲国家，首先必须向执法机关联系而使一个逮捕令生效。于是这出戏演到了外交部，经过外交代表的帮助，向那个国家的外交部请求，使逃跑的罪犯停留下来，那里的外交部长转向他主管内务事务的同事，再委托其下级的警察机关执行追捕工作。这出戏艰苦地上升到权力的最高区域，又慢慢地降到执行的低洼地。罪犯此时以最快的工作效率，消灭所有地方的痕迹物证，大多数早已逃得无影无踪。
特第·高登特是一个国际性的犯罪团伙，他们以假的姓名出现，自由在在欧洲大陆各国之间跳跃作案，无忧无虑地享受着新生活，不用害怕有人揭开他们身世的秘密，刑事警察对他们一筹莫展。当时的欧洲，虽然走出愚昧的中世纪已有200多年了，但长久没有诞生出一种科学有效的识别罪犯的方法，因此警察打击流窜犯罪的能力很低。
面对交通现代化和国际间旅游大开放所带来的新局面，欧洲各国警察机关期望能达成一个国际性协议，一种“国际逮捕令”或“国际行动队”以对付跨国犯罪。这里涉及到一个深层次的技术问题，即各国间必须有一种统一的、简便易行的、能准确识别犯罪人的方法，否则国际间的协作无法实行。此时西方文化随着天主教而大举进入中国，而中国的文化亦随着东西方人士的交往而流传出去。不同的文化相汇终于迸发了新思维的火花，为警察工作的技术革命带来了契机。
1888年8月的一个星期五的晚上，英国皇家协会邀请达尔文的表弟、著名人类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作关于“人体测量学”的报告。在会上，他第一次听说了中国等国家用指纹进行人体识别的方法，看到了赫谢尔在印度所获取的当地土著人的指纹样本。高尔顿首先联想到，可利用赫谢尔掌握的资料来进行人类学方面的研究，以区别不同的人种。
高尔顿的这一设想，经过几年的努力没有成功，但高尔顿触类旁通获得了另一项积极的成果——指纹对个体识别有绝对的价值。1892年，他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指纹技术的专著《指纹》，奠定了他作为指纹学泰斗的地位，从此指纹技术在全世界广为传播。
在他的理论的影响下，1898年和1903年印度和美国分别破天荒地运用指纹侦破大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1898年，在印度靠近不丹边境地区，一茶场主的咽喉被人切断后死于床上，现场的信件被翻拆，钱柜也被洗劫一空。人们认为，是死者花园里的一个苦力作了案，或者他的厨师是犯罪者，因为厨师的衣服上有大量血迹。此外怀疑一女性亲戚，被杀者与她有染，还怀疑到邻近驻防部队的士兵。
死者还有一个仇人，此人曾是死者的仆人，由于死者的检举，他因盗窃罪而被监禁。
进一步的侦查查明，厨师的血迹来源于他为主人午餐而杀的鸽子，苦力、亲戚、士兵等均排除了嫌疑，过去的仆人，是在几个星期前被释放，案后没有人在此地区见过他。
幸而在现场信封中找到了一张日历牌，在蓝色的封面上有两个可辨认的黑棕色污迹，放大镜下认出一个污迹是指纹的一部分。
该指纹经过千里之外的回尔格达中央登记处检验后，发现与坎加里·查冉的大拇指印完全相符，这个指印是1895年登记的。查冉在逃窜到毕胡末后被抓获，供认了犯罪事实，法庭认为有罪。但陪审团放弃了对查冉的指控，认为无人看到他作案。
为了排除对指纹证明的刑事诉讼案的怀疑，印度1899年制定了特别法作为证据法的补充，确认指纹鉴定方法有足够的证明力量。
1903年，在美国纽约的一个旅馆中发生了一起重大盗窃案，作案者出人意料地被抓获，但他是“哪方神仙”却无人知晓。美国将他的指纹捺印后寄到了英国伦敦指纹鉴定事务处，并不附任何说明。伦敦方面立即确定该人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惯犯，不久前刚在伦敦偷窃了一个著名作家夫人的16000马克后潜逃。
这两起案例，充分显示出指纹技术的无比科学性和实用性，开始受到各国警察的高度重视。正是在这种技术背景下，1914年国际警察首脑协会（国际刑警组织的前身）确定指纹鉴定方法为国际通行的鉴定方法，并为此建立了一个国际犯罪指纹中心，集中各成员国的罪犯指纹档案副本进行交换查对，这一措施强有力地提高了打击国际犯罪的能力。
在我国，指纹技术正式在警局应用，是随着八国联军的入侵而“倒流”回来的。各国列强在各自的控制地区，作为强化统治的手段强制推行各自的指纹制度。从而使得中国当时的指纹制度极不统一。如英国于1909年，在香港殖民地和上海英租界实行法国爱蒙培尔式指纹制度；德国在青岛实施汉堡式指纹制度；有的地方还采用英国伯特利单指纹制度。
20世纪30年代后，国民党首都警察厅、浙江省会警察局和广东省、湖北省、重庆市、汉口市警察局及外交部汉口第三特区市政管理局警察局等指纹室，先后采用亨利式指纹制度；江西省会警察局采用爱蒙培尔式指纹制度；江苏省会警察局独树一帜，采用曾任首都警察厅侦探训练班教官、国立中央大学教授、指纹学术研究会会长刘紫菀在爱蒙培尔式指纹制度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中华式指纹制度。
中国毕竟是指纹学的发源地，有着广泛应用的社会基础和一批专业人才，随着国外现代指纹制度的传入，或多或少地推动了指纹技术在我国的发展。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夏全印于1922年出版《指纹学术》一书；刘紫菀在1930年发表《中华指纹学》专著；同年王日叟出版《指纹学研究》；1947年徐圣熙的《实用指纹学》公开发行。
192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还通令国内各大学政治系、法学系及各政治专门学校均须酌情增设指纹学科，后因战乱未能全面实施。民国时期，从事指纹工作的人员已达数万人之多。
解放后，指纹鉴定在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均被列为一项极为重要的专业工作，指纹科学在我国有了更大的发展。我国人口众多、流动量大，是世界独有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上亿农民离土离乡，穿行于各城市之间。负案在逃的犯罪嫌疑人每年的登记数就高达几十万，作案者混杂在流动人口之中，长途奔袭，屡屡作案，破坏力极大。警方维护社会治安的难度，丝毫不逊于百年前的欧洲，仅举一例，便可窥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