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末的一个腊月二十九，我从襄樊车站上车回家过年。候车大厅乌烟瘴气，旅客中有站在长椅上喊人的，有躺在地板上睡觉的，有大人嚼着饼干说笑的，也有孩子蹲着撒尿叫娘的……

    人一多，秩序就难免乱。平时供人候车时坐的长椅，此时是最好的排队隔离栏杆。站了一个多小时的队（椅子脏得没法儿坐），终于轮到我们这趟车检票了。此时，来了一位身着铁路服的小姑娘。嘴里含着一只口哨，不时地吹着，喊着，把所有站在长椅上跃跃欲试想翻过长椅插队的旅客统统赶回了队伍。

     只见她举起了随身带着的无线电小喇叭，拉着乡音十足的“普通话”说：“大家都想早点回家去过年，我保证买了票的人都能走得了。这趟车已经没有位子了，所以，大家排好队，进站犯不着挤。今天，我就在这儿看着，想跨过这排椅子插队的人肯定不少，我也没有办法抓，我只抓第一个，抓住了，我就绝不会让他上车，我让他跟我到站长那里去，帮我作个证明，不是我不管，而是我管不了。最好是他能帮我说服站长，调我到办公室去当秘书。请大家听好了，我只抓第一人！”

    结果，那天还真没有出现“第一人”。

    对于小姑娘来说，相对于抓所有的违规者，只抓第一个的成本是最低的，而且也是小姑娘力所能及的，所以这是她的最优选择。

    对于乘客来说，在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安排”之前，他们会想，至少不是我一个人想违规，所以不论是在先在后，违规机会成本一定很低，甚至可能没有成本，却能得到早上车的收益，因为法不责众。而且在一定的时间内（列车停站时间），小姑娘对众多人的处罚的时间成本也太高，甚至是力不从心，所以完全可以选择违规。

    然而，现在有了小姑娘这个“制度安排”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自己跟在别人后面违规，风险一下子就降到了零，但如果自己来充当第一个违规者，则风险就全部落到了自己身上，这时其他人却可以“搭便车”。这显然是个最次的选择。

    于是，每个人都在等着别人违规，并随时准备跟在后面作违规的选择。小姑娘心里明白：一旦大家都这么想了，也就没有人愿意违规了。

    这件事给我们的启发是：第一，监督机制的崩溃，往往是因为在只需要小成本的时候没有支付（也就是没有“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而到了要支付大成本的时候已经支付不起了（杀猴杀不起）；第二，当监督力度和可支付的成本有限的时候，要利用人们都有趋利避害的动机，并愿意从众、搭便车的心理，加大对第一个违规者的处罚力度，使之违规的机会成本大到足以遏制他产生机会主义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