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永三郎[日本篡改教科书案]

          张承志

摘录：
    著名的日本教科书诉讼案，是以家永三郎老人一个人为原告，以日本政府为被告进行的。

不久前（2001年）听到一句新闻：旷日持久的日本教科书诉讼以原告败诉结束了。我马上想起了一盆翠绿的万年青。

那盆万年青，是我赠送给一个老人的。在外国，我专程拜访一个人而且见到后表示并无他意，仅仅想向他表示尊敬然后就告辞的经历——唯此一次。 那老人惊人的瘦弱。在一米五左右的瘦小的骨架中，隔着衣服觉不出他身上还有肉。我不祥地想，他不会再活很久了。但我还在沉默之中是他先开口了，他说，据诊断他身上一共患有七种病，他呵呵笑着。

我不愿再看他那真正是骨瘦如柴的形容，只管把刚刚从花店里买来的万年青送过去，讲解了一些中国人对这种盆栽的常青植物的吉利说法。喝过一杯茶后我告辞了。我想，除了我大概没有谁这样做，但我一定要这样做。

著名的日本教科书诉讼案，是以家永三郎老人一个人为原告，以日本政府为被告进行的。

事情是这样的：日本政府审定中学教科书时，把对中国等国的侵略一词，改为一个汉字写作“进出”的词。这个词很暧昧，只能译为“进入、扩展、挺进”之类的意思。当然，修正不仅如此一处而已，从用语到史实，日本政府的文部省（教育部）竭尽了掩盖、否认、粉饰战争罪行的全部吃奶之力——然后一届届地教他们有点傻的学生。 东京教育大学家永三郎教授出于正义，勇敢地向日本政府文部省提出起诉，这就是长期以来，久久震撼着日本的教科书诉讼案。此外，日本取消了原东京教育大学的建制并建立了一所唯一由日本文部省直接领导的大学——筑波大学，家永三郎取道清洁，也毅然辞去了大学教授之职。

诉讼案漫长地持续着。谁都知道，一人对政府的案子会有什么结果。笃信民主主义的人也许对家永三郎胜诉抱有过希望，然而我想，日本不会出现这种结果，那里是一个透明的尼龙监狱。

……世上确实有一种谁都知道，但谁都不讲出来的东西，它使世界成了如此景象。日本教科书诉讼案反映的就是这样的本质。家永三郎以一人之身向国家的宣战，伟大处不在他的勇气而在他持的正义。

于是我选定了那盆万年青。

这桩案子耗日持久，官司打了约三十年。家永诉讼案中牵连了广泛的哲学、历史、法律和思想领域的命题，可惜的是中国民众并没有听过几句介绍。

真正惊人的，我觉得还不是家永三郎的勇气学识，而是日本政府寸土不让的顽强态度。侵略已是天下皆知，已是常识，但日本政府却坚决要把它从课本上改掉。事实上就是被改掉了，今天日本中学生在学校学着的历史是：他们的前辈曾经发展到中国和半个亚洲。此事在80年初曾酿成以韩国为首，席卷了新加坡、中国香港、台港、大陆的声讨日本的风暴。

风暴过去了，时代也过去了。

两三年前听说，教科书诉讼案以家永三郎败诉结案了；后来又听说诉讼还在继续，不知究竟发展到了怎样的地步。最后在电视上听过一次家永三郎的简单表示，他说要彻底地争到底。诉讼案已是千头万绪难以概述，世间已经差不多忘记了它，即使家永三郎还在呼吁，但是人们已经听不见。一片无声，这个纷争之角已告沉寂。

我从这无声中深深感到了一种无义。

时代和人对义举的冷漠，比什么残酷的判决都可怕。我有时偶尔想起那年我送的那盆万年青，事隔久远了，无论那盆植物还在不在，今天我觉得万幸，觉得自己那一天做得正确。

那盆万年青非常结实，叶片鲜绿肥嫩，枝干又粗又硬，阳光浴满的时候，它闪烁着耀眼的绿色光芒，充满生命的质感。

它纵使渺小，但也是一份小小的意义。在那种不说出口的阴暗心理中，他们在等着家永三郎死。说透了就是这么一句话。拖了30年，老人已是八旬。谁都想到了这一点，但是谁都不说。老人无疑也会常常想到这一点，也许，他有时也被阴影笼罩，那一天，当我送去了一盆植物时，当他听说有一个中国年轻人只是要向他表示——中国并非没有人理睬他的诉讼，当他发现这个中国人放下那盆植物就一去不返时，他会感到阴暗多少被平衡了一点吗？

在新殖民主义正在逼近世界时，给殖民者阵营里的反体制派以正义，就是对新殖民主义的抵抗。世间正聒噪着合资合文，友情生财。但是，宿命的是，我们和他们之间，今天的关系形式，很可能只有战斗。

重要的是，不管世道怎样得胜，正义仍会像常青的生命一样，不断生长，不会绝断。哪怕彻底地孤立，哪怕只有一个人。

他们的斗争只可能失败。只有在精神上，他们的一切才具有意义。一本本地读着，我体味到，在他们的轨迹中，与其说贯穿着争取胜利的努力，不如说充满着对于极限和纯洁的追求本能。

附：穷其一生揭露侵略真相———家永三郎：状告日本政府35年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原东京教育大学（现筑波大学）教授家永三郎先生于2002年11月29日病逝。次日，家永三郎的葬礼在只有其家人在场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举行，一个为坚持历史真相而同日本政府斗争了40载的史学家平静地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成果卓著的史学家

家永三郎1913年生于爱知县名古屋市，1937年从东京大学国史专业毕业后不久当了一名中学教师。他没有参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尽管如此，他还是为作为一名教师，却没有能反对当时的军国主义教育而感到羞愧。

1944年他进入东京教育大学前身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工作，在这里，他成为研究日本思想与文化史的专家，获得了无数的荣誉，1948年因研究《上代倭绘全史》成果卓著而获得日本学士院恩赐奖。1977年至1984年在日本中央大学执教，退休后一直担任东京教育大学名誉教授。家永三郎在日本史方面研究范围很广，成果卓著，留下了《革命思想的先驱》、《太平洋战争》等多部史学著作。

屡诉屡败却屡败屡诉

真正使家永三郎赢得外界尊重的不仅仅是他在史学方面的贡献，还有他为了揭露历史真相，敢于坚持正义的观点，并为此与日本政府打了35年官司。

1952年，家永三郎编写的日本高级中学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因客观、公正地记述日本历史，被日本高中广泛采用。然而，1962年，日本文部省却认定该教科书不合格，要求篡改书中有关日本在二战中犯滔天罪行的描述。1965年 6月，家永三郎首次就教科书问题向法院提出诉讼，从此，他的一生就与教科书诉讼连在了一起，在他生命的后40年里，从来没有停止过与日本政府在历史真相上的斗争。

在政府牵头美化和歪曲侵略史实的日本社会，家永三郎是孤独的。以民告官，在日本鲜有胜诉的例子。这场教科书官司，家永三郎屡诉屡败却屡败屡诉，自1962年至1997年的35年间，家永三郎先后 3次以日本政府为被告提出教科书诉讼。第一次和第二次诉讼在日本政府的操纵下都以完全败诉而告终。其间，家永三郎本人也多次受到来自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和反动史学家的攻击，还不得不辞去了东京教育大学教授的职务。但是，家永三郎从来没有动摇过，他曾经多次表示，任何迫害也不能改变他的想法。自从第一次诉讼以来，家永三郎35年间几乎从不缺席每一次开庭，随时以证人身份出庭。他的举动赢得日本许多民众的支持，每次在他出庭作证前，都会有许多支持他的民众自发地聚集到法庭门前，列队欢迎他走进法庭。

家永三郎提出的教科书诉讼，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日本舆论也认为，这一诉讼给当局敲响了警钟。1997年 8月，日本最高法院对此案作出了终审判决。认定文部省做出的“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等４处的审定意见为违法。经过三次提诉，十次判决，前后历时长达35年的“家永教科书诉讼”最终以家永三郎取得部分胜利而划上了句号。

对这一判决，家永三郎是不满意的。当有人问他是否还会提出第四次诉讼时，已经80多岁的家永三郎不无遗憾地表示：“以我的年龄来论是不做此想了，在我有生之年还会继续战斗下去，但是已经没有力气再写教科书了。”

诉讼拖垮了他的身体

在无数人为他的逝世而感到悲伤的时候，也有不少人在暗自庆幸，这个麻烦的人物终于离去了。

据悉，家永三郎的晚年生活是清寒寂寞的，而且长年为病痛所困。多年的诉讼生涯意味着多年的奔波劳碌和颠沛流离，家永三郎因此患上了严重的胃病等七种疾病。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断地参加各种讲演集会，为阐述自己的观点、批驳日本政府的荒谬而奔走。本来就十分消瘦的老人，在离世前更是惊人的瘦弱。作家张承志曾描述了与家永三郎见面的情景，他说，老人惊人的瘦弱，在一米五左右的瘦小骨架中，隔着衣服觉不出他身上还有肉。83岁时的家永三郎体重只有38公斤。

35年的漫长诉讼，拖垮了他的身体，却没有拖垮他的精神，一位作家说：“家永三郎以一人之身向国家的宣战，伟大之处不在他的勇气而在他坚持的正义。”

人物篇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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