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长寿是一种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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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著名作家中，巴金是最长寿的。

巴金是幸福的。巴金又是痛苦的。诚如他多年前，和许多朋友倾诉的：长寿是一种惩罚。巴金为何有这样的思想？他的痛苦又在哪里？

记者翻阅笔记本，发现8年前巴金说过这样一句话：“长寿不是一件好事，是一种痛苦。”

1994年，是巴金生命走向衰弱的一个转折点。这年，他在校完26卷本的《巴金全集》后，着手《巴金译文集》的整理和校阅。老作家和青年人一样，每天伏案工作8小时以上。不幸，发生在一瞬间。他在起身取一本书时，脊椎压缩性骨折。由此，他住进了医院。

有一天，他在与记者聊天时说道：“我半夜睡不着，就胡思乱想。我想我的前程很悲哀。我不能工作了，是一个废物、包袱。”1995年，夏衍去世。病逝前的夏衍非常痛苦。在与家人谈及夏衍的死时，巴金说，他如果到了这一天，希望不要抢救，要安乐死。这是他第一次提到“安乐死”这三个字。

失去工作能力，不能再为读者写些什么，这是巴金最大的痛苦。他曾经充满激情地这样说：＂士兵常常死在战场上，我为什么不可以拿着笔死去？”

顽强的巴金，这一次不仅从病床上坐起来了，而且又投人了工作。他校完了10卷本的《巴金译文集》，还为每卷写了激情洋溢的《代跋》。编好了所有译稿，交出了10篇《代跋》，巴金觉得心中的话还没有说完。于是，他又拿起了笔，写下《告别读者》一文。这是他直接表露与读者感情的最后一篇文章。

巴金在晚年写成的文章，大多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进行的：家中客厅通向阳台的门前，有一张2尺多长的小书桌和一张木制靠椅。每天早饭后，巴金就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这里，开始一天的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帕金森氏症，早已使他行动不便，握笔困难，写一个字有时要花费好几分钟时间。常常，他心里清楚，应该写一横或一竖了，但手上出去的却不是这样了。有时候，笔也拿不住。还有时候，写着写着，手指就不能动了。这时候，他往往是用左手推着右手，写完一个字。

亲情、友情是生命中的一盏明灯。巴金经常这样说。生命中倘若没有亲情、友情，生命又有何意义？1972年，萧珊的离去，使巴金痛不欲生，他恨不能和她到另一个世界去相见。萧珊的骨灰盒至今放在家中的巴金床前。曾经，无数回巴金似乎从这里听到萧珊的哭声、喊声。1998年11月13日，记者在与巴金交谈时，曾问起这一生还有什么心愿时，他说：“我有好多话要说，但说不出来。我的心愿是，死了后与萧珊在一起，骨灰撒大海。”

他至爱的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他挚爱的友人，也一个个走在他的前面。于是，他孤独、痛苦。他真切地感到，长寿于他又有何意义，长寿是对他的一种惩罚。

巴金在脊椎骨折后写就的10篇译文集《代跋》，便是在一种深深的怀念友人的情愫中写成的。那时，他刚能坐起，在杭州疗养。每天，他抚摸编校中的书稿，望着一波接一波的西子湖水，那些远去的朋友，一个个向他走来，逝去的岁月，一幕幕出现在眼前。他不能自抑，又一次拿起了笔，写下这些动人篇章，献给逝去的朋友。他还写下《怀念老舍》、《悼念茅盾》、《纪念雪峰》、《忆沈从文》、《怀念非英兄》等怀念友人的文章。巴金的最后一篇文章，是1998年3月完成的《怀念曹禺》。之后，他动笔写《怀念郑振铎》一文，但没有写完。1999年1月，他曾让女儿小林拿出文稿，想继续写下去。不料，2月8日，他就病危了。《怀念郑振铎》一文，有可能成为巴金未竟的心愿。

巴金和冰心的友情，在文坛尽人皆知。从30年代相识，60余年来，他们一直以姐弟相称，巴金是冰心的“老弟”，冰心是巴金的“大姐”。1999年，冰心谢世，所有人向巴金封锁了这一消息。3月的一天下午，巴金终于从抢救室转到监护病房。已有20多天未开口的巴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冰心。

生命的意义在奉献。这是巴金的人生信仰和行为准则。30年代，他应友人之邀，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骆驼祥子》、《人生采访》、《日出》、《雷雨》、《北京人》、《死魂灵》、《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罗密欧与朱丽叶》、《简爱》……一大批优秀中外名著，都是他在任时奉献给读者的。然而，他这位大总编辑，却分文不取，全是义务的。那时，他就说：“我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

巴金奉献于社会的财富是巨大的。他的26卷本的著作和10卷本的译著，为几代人享用。在不能将更多的作品奉献给社会和读者以后，巴金以其它方式实践自己的信仰。那就是，他将自己所有藏书，一本一本整理后，捐给国家。他不断地隐姓埋名，向希望工程、受灾地区捐出自己的存款。他奔走、呼吁，建设中国现代文学馆、“文革”博物馆……

但是，现在的巴金却感到痛苦。他的痛苦在于他现在是在索取，而不是奉献。既不能工作，还要拖累家人，拖累医院，拖累国家。1998年12月5日，巴金又一次在与记者论及生命的意义时说：“我对国家没有用处了。”他多次向医院提出，他已经不能工作了，不要为他再用什么好药了。1999年2月，巴金在手术前，对主管医生崔主任说，不要用药了，安乐死吧。以后，他多次表达了这一想法。

巴金的痛苦还在于他的病体，更在于他的心灵。熟悉和了解巴金的人，其实心里也是痛苦的。他们希望他健康长寿，不愿意看到他痛苦。一切热爱和尊敬他的人，谁忍心他安乐死，谁又有权利应允他安乐死。我们只能祈祷，奇迹在巴金身上发生。愿巴金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快乐、快乐、再快乐。

附1：巴金的作品

巴金是“五四”青春精神的最好象征，他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两个阶段对于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个阶段是从他开始创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一阶段巴金作为一个小说家不断以他的杰作影响着他的读者。这个阶段是他的创作最为活跃，对于中国社会不断构成冲击的时期，也是创造力强大的时期。他在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随笔的同时，还编辑刊物主办出版社，对于当时的文学界有巨大的影响。

当时巴金声望的来源主要是他的《激流三部曲》，其中以《家》为人们熟悉，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由于其中对于传统大家庭的复杂和压抑的深入表现，变成了许多电影和电视剧的源头。但其实巴金的许多作品都有自己的不可替代的意义，他的《灭亡》、《爱情三部曲》和《寒夜》都是感动中国的作品。

他可能没有鲁迅的忧愤深广，也没有茅盾的鞭辟入里，但他的强烈激情，强烈的对于青春冲力的渴望却让他成为“五四”青春精神的最好象征。而他对于“人”的持续探索也使得当时的青年为之震撼。

巴金产生巨大影响的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之后，在这个时代，他主要的代表作是他的五卷《随想录》，这些短章是巴金对于“新时期”文化的重要贡献。他在这一阶段的作品表现了一个老人强烈的人道精神和对于社会开放和自由的渴望。第一个阶段，他的作品期望让“人”从传统社会的束缚和压抑中解放，从不公正和不合理的秩序中解放。而第二个阶段，他的作品则对于“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伤害做了深入的反思，重新提出了人的解放的观念。这种解放的要求，这种不间断地探索和表现“人”对于美好世界的追求，正是巴金的写作最让人感动的一面，也正是“现代性”文化的启蒙精神的最好表征。

巴金自开始写作以来，就以率真的、自白式的强烈风格感动了他的同代人。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于传统秩序的愤懑和仇恨，也充满了知识分子的浪漫情怀和对于新的生活的渴望。他的成名作《灭亡》现在并不广为人知，主人公杜大心的悲愤和痛苦都显示了巴金对于人性探究的深度。杜大心式的绝望是强烈热情和幻象的一种特殊的表现。从《灭亡》开始，巴金就接触了“革命”和年轻而敏感的知识分子的关系。这里的知识分子

这些作品至今仍有强烈的热情，却又有曲折的情节，有类似“情节剧”的催人泪下的力量。通过这些作品，巴金真正变成了一个当时高度流行的作家。中国内地城市的压抑，传统大家族的勾心斗角，感伤的情绪和复杂的纠葛，都让当时时代青年之外的主要阅读群体——市民阶层也迷恋这些作品。我们今天熟悉的觉新的软弱和他与梅的情感、瑞珏的难产等情节都是我们在“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熟悉的，是容易得到当时的市民品味认可的一种“现代性”。

经过了解放后的许多波折和历练，新时期之后的巴金通过《随想录》留下了一个老人对于生命的关切。他的“五四”情怀仍然是文章的主调，人道主义的同情，对于自由精神的追求仍然时刻体现出来。《随想录》的第一篇是《谈〈望乡〉》，其中通过为当时上映引起争议的日本电影《望乡》辩护，对于人道主义的情怀进行了再度的重申。《随想录》无论是怀念逝去老友亲人，还是分析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世象人心，或是忏悔自己的人生失误，都贯穿着这种人道主义和自由精神。“讲真话”的追求一直是巴金执着的信念，这种信念在他的晚年也表现得格外清晰。他的坦诚无伪的表达再度显示了作家的精神世界的力量，这使他穿越了历史，在“新时期”文学中起到了一个“五四长者”的作用。

巴金曾经在二十世纪历史的关键时期感动过中国，这种感动已经铭记在历史之中。可能他的作品的高度的价值已经回归历史，也不断有对于他的作品的表现方式和思考方式的质疑，但他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青春精神和现代性的象征。

附2：巴金的稿费

中国作家中，巴金是唯一不拿国家工资的。他靠稿费生活，却又经常不拿稿费，还将稿费捐出去。

1928年，巴金第一部小说《灭亡》在上海《小说月报》上连载。获得稿费后，巴金却不好意思拿，便把这笔稿费送给了一位朋友。为什么呢？巴金说道：“我当时想，我写作，是说我自己想说的话。说自己的话，怎么还要别人付钱？所以，不好意思拿。”

后来，朋友请他去一家书店当编辑，给他80元大洋。他觉得太多了，只收了40元。

1935年春天，远在日本的巴金，收到友人吴朗西的来信。吴朗西告诉巴金，准备办一个出版社，出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书，希望他能够回来主持编务工作。8月，巴金归来。9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由吴朗西任总经理、巴金任总编辑。

直至1949年的14年中，虽几经战火，但文化生活出版社始终不倒，出版了大量优秀作品，扶植了大批文学青年。而巴金，却一直是一个义务总编辑，不曾取过一分酬金。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巴金的许多作品，在海内外重版。当收到一笔笔稿费时，他心情很不安，还常睡不着觉。于是，尽己所能，捐出稿费。

舒乙先生曾经回忆说：“1985年3月2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巴金前来剪彩。完了后，巴金坐在沙发上，动也不动，手往口袋里掏呀掏。他因为帕金森症，行动很不方便。我想去帮他，他不让。结果掏了很久，取出一个纸包来，交给我，说：‘刚收到的稿费，全部上缴。’我当时很激动，不知说什么好。他这个人完全透明，爱祖国、爱人民。”

1991年2月，农历春节过后不久，我去探望巴金。那天，正好看到巴金将一笔刚到的稿费，让人寄给四川川剧院。记得是1997年，在华东医院，谭护士长悄悄在一旁告诉我：“巴老刚把一笔稿费捐出去。”“有多少？”我问道。“不知道。人家刚送来，巴老看也不看，就关照小林捐出去了。”谭护士长说。她还说，她已经碰到好多次了，别人拿来稿费，巴老看也不看，原封不动，就让捐出去了。

巴金究竟捐出多少稿费，我曾多次问过巴老，他说：“不知道。”我也多次问过小林。她也说不清。在我的印象中，每到春节，巴老都要向上海慈善基金会捐款。巴金还经常捐钱给希望工程，累计有50万元之多。长江水灾时，他前后捐了12万元。

记得有一次，上海作协的小陆写了一篇关于巴老的文章，其中谈到巴金在杭州捐款的事。巴金听说后很不高兴。他对小陆说：“不值得写。捐一点钱是应该的。比起国家在我身上花掉的医药费来说，是很少的。”

巴金的胸襟，就是不一般，是常人难以做到的。

巴金的简历：(2005.10.18增)

中国一代文学巨匠巴金1904年11月25日出生在四川成都正通顺街，2005年10月17日19时零6分在上海逝世。

巴金，男，原名李尧棠，字芾甘，汉族，无党派，1921年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肄业。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曾任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代表，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届、二届、三届、四届、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巴金1927年至1929年赴法国留学。1929年回国后，从事文学创作。1935年至1950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1950年后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1953年9月后先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学》主编。1962年后任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7年至1983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198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2003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2003年11月，国务院授予巴金先生“人民作家”荣誉称号。

闻巴金去世，悼念的文字很多，这里选录一首诗：“百川送讯皆涕泪，沧海闻之凝碧波，文人泰斗尽已逝，中华文风暗失色”。确实，巴金走了，可以说中国的老一辈文学家尽皆仙逝，

曹禺曾说：你是文学巨人，高举火炬照亮人心。你是光 , 你是热 , 你是二十世纪的良心。

刘心武说：巴老，我要像您一样，一辈子说真话。

赵丽宏说：他使我懂得了——真，是为人为文的生命，没有真，就没有一切。他不是文豪，是一个普通的老人。他对自己解剖之无情，在中国没有第二人。每件事，他都从自己身上寻找不足，他是一个真实的朴实的人。我从内心尊重他。

汪曾祺说：我看他的书，很痛苦。好几年没有这种感觉了。他始终是一个流血的灵魂。我看这个血可以止住了，让别人去流吧。

巴金是一个有着高尚纯洁的道德力量的作家，他的精神还会鼓舞和影响着后世的人们。他走了，不必再流血了，从此他尽可安心地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会有人继续他的事业的……(牧青青 2005.10.17)

人物篇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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